中国十大名曲(中国古代十大名曲及背后的典故，
中华古韵，素有十大名曲之誉。这十大古代名曲，宛如音乐史上的璀璨明珠，分别为《高山流水》、《广陵散》、《平沙落雁》、《梅花三弄》、《十面埋伏》、《夕阳箫鼓》、《渔樵问答》、《胡笳十八拍》、《汉宫秋月》和《阳春白雪》。尽管专家考证原始乐谱多已失传，现今流传的诸多版本多为后人伪托之作，但这些乐曲依然散发着迷人的魅力。
提及这些古曲，不得不提被善意地无限夸大的友谊象征——《高山流水》。此曲的故事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郑国，被列御寇在《列子·汤问》中详细记载。文中记述了伯牙与钟子期的深厚友谊，两人因音乐结缘，成为人生知己。伯牙善鼓琴，其曲中每表现某一主题或意象时，钟子期必能领会其意。他们的故事在《吕氏春秋》中也得到了类似的记载，并交代了伯牙因钟子期离世而终身不复鼓琴的结局。这一佳话流传至今，成为了友谊的典范。
《高山流水》背后的故事不仅仅是一段友谊的赞美，更蕴含了深厚的中华文化底蕴。中国古代的文化精神在这段佳话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伯牙的琴技高超，他的琴声所包含的山水之灵韵，展现了中国古乐主题表现的最高境界。由于伯牙的琴曲并未流传于世，后人无法领略其绝妙之处，只能通过故事传承中对友谊的向往来感受这段佳话的魅力。
这个故事得以流传的最直接原因是伯牙与钟子期之间相知相交的知音之情。当知音已逝，伯牙毅然断弦绝音，这种举动表达了对亡友的纪念以及对自己绝学无人能理解的苦闷和无奈。这个故事在春秋战国的诸子典籍中多次被记录转载，与当时“士文化”的背景密不可分。士人们渴望被明主知遇，如同寻找知音一般。而《高山流水》背后的寓意正是人生遇合的美妙及人生不遇的缺憾，这也使得这个故事千百年来引起无数人的共鸣。
《高山流水》不仅仅是一段友谊的赞美，更是一篇关于音乐、文化、人生遇合与人生不遇的深刻探讨。这篇故事向我们展示了古代音乐文化的魅力，也让我们感受到人生的孤独、苦闷和无奈。它之所以被善意地无限夸大，是因为它背后的寓意和内涵能够引起人们的共鸣，让我们在阅读中感受到人生的酸甜苦辣。在人们心中，音乐与友谊常常引发无限的向往和憧憬。我们今天要讲述的并非是一首充满温馨情感的乐曲，也不是一段普通的友谊故事，而是与一首古琴曲《广陵散》及其背后所蕴含的历史典故紧密相关的壮丽篇章。
《广陵散》，亦名《广陵止息》，其曲调激昂，充满了古老而深沉的韵味。据刘的《中国音乐史略》所述，这首旷世名曲大约诞生于东汉后期。它的诞生与两位英雄人物紧密相连——聂政与嵇康。
《广陵散》的曲目与聂政刺杀韩国宰相侠累的整个过程紧密相连。每一个曲段如“井里”、“取韩”、“亡身”等，都与刺杀过程的各个阶段相呼应。
聂政，春秋战国时期齐国著名的勇士，因严仲子的重托而踏上刺杀侠累的征程。这是一次惊心动魄的刺杀，聂政如探囊取物般直入韩相侠累的府中，左右大乱之中成功刺杀侠累。《史记》中描述的这一场面简洁而生动，令人感受到聂政的英勇无畏。
为避免被人认出而连累严仲子，聂政割面、剜眼、剖腹。他的举动令人震撼，也令人感动。后来，聂政的姐姐聂荣通过辨认细节认出了自己的弟弟，并大声宣告天下：“这是我的弟弟聂政，他受严仲子之托来刺杀侠累。”她的举动让晋、楚、齐、卫等国的人们对聂政的无畏气概表示赞赏，同时也称赞聂荣为烈女。
《广陵散》背后的故事并非只关于英勇的刺杀和悲壮的牺牲。它也是关于音乐、友情和忠诚的故事。在东汉后期，有人将这次刺杀改编成民间故事，并将其融入古琴曲中。在这个版本中，聂政为了为父报仇而刺杀韩王，而不是为了严仲子。他学习鼓琴绝艺，并掌握了异容术，变得无人认识。最终，他在鼓琴之际刺杀了韩王，为父报仇。这个故事被蔡邕记录下来，取名为“聂政刺韩王”，也成为了《广陵散》的曲情。
无论是从历史角度还是音乐角度，《广陵散》都蕴含着丰富的情感和故事。它不仅仅是一首古琴曲，更是一段关于英勇、忠诚、友情和音乐的故事。每当人们弹奏起这首曲子，都会想起那些英勇的刺客、悲壮的牺牲以及背后所蕴含的历史典故。《广陵散》以其激昂的旋律和深厚的历史背景，成为了中国音乐史上一段永恒的传奇。自聂政的时代跨越六百多年，至西晋时期，有一位才智超群、风度旷迈的人物——嵇康，他使得《广陵散》成为永恒的艺术绝响。嵇康作为魏晋时期的思想家、诗人和音乐家，以其独立不羁的精神和卓越的艺术才华，成为“竹林七贤”中的佼佼者。
嵇康因站在曹魏一边，对司马氏集团的权力争夺持有不合作态度，最终引来杀身之祸。公元前262年，嵇康因“乱政”的罪名被判处死刑。尽管他的行为被钟会指责为“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但他的神气不变，甚至在刑场上索琴弹奏《广陵散》，以此表达自己的不屈和内心的积郁。
《广陵散》一曲，虽被批评为“最不和平”，“愤怒躁急”，但嵇康在弹奏时，以此曲来抒发自己心中的不平与反抗。他的音乐，是对强权的挑战，是他心中鸿鹄之志的体现。尽管面对大辟之刑，嵇康的弹奏依然充满“雷霆风雨”和“戈矛纵横”的气势。
千年后，当我们再次聆听《广陵散》，不禁会想起聂政和嵇康的传奇故事。他们的故事与音乐相互交织，使得《广陵散》所表现的内容更加深入人心。
与此《平沙落雁》作为另一首古琴曲，背后并没有像《广陵散》那样的脍炙人口的掌故。它最早载于明代崇祯七年的《古音正宗》。此曲意在借鸿鸪之远志，写逸士之心胸。在明朝内忧外患的时代背景下，其解题文字虽意趣盎然，却并无半点忧天悯地的情绪。
逸士即隐士，他们是中国隐逸文化的重要体现。从远古时代开始，隐士文化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存在并影响着历代文人及其作品。真正的隐士应该追求的是心灵的宁静和对名利的淡泊。自魏晋以降，隐逸文化却出现了极端化和世俗化的倾向。有的隐士把隐逸作为获取名誉和功利的手段，而有的当权者则刻意逢迎隐逸山林的士人，以获得礼贤下士的名声。
如《晋书·列传第六十九》所载，桓玄为获得礼贤下士的名声，刻意寻找隐士皇甫希之并资助其隐居山林。然而这种行为却成为举世笑谈，被人们戏称为“充隐”。这些极端的例子让人们重新审视隐逸文化的真正含义和价值追求。
《广陵散》和《平沙落雁》这两首古琴曲背后所蕴含的故事和文化内涵都值得我们深入探究。它们不仅是中国古代音乐的瑰宝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隐逸文化的重要体现。在古代的文化背景下，隐逸成为许多士人追求的人生路径。其中，一些人因与朝士交往密切，被召入仕，如高士名被召后授予左拾遗之职，被称为“随驾隐士”。另一隐士司马承祯在归隐之际，卢藏用指向终南山，暗示隐逸已成为一种捷径，即所谓的“终南捷径”。这种捷径并非单纯追求避世，而是融合了儒道两家思想的复杂价值取向。
士人的隐逸大致可分为儒之隐和道之隐。儒之隐者心怀天下，兼济天下为己任，当天下无道时则选择隐逸；而道之隐则无任何功利目的，追求心灵的最彻底明澈和宁静。对于那些既有从政经历又有隐逸经历的人来说，他们的隐逸分为仕前隐和仕后隐，即先隐后仕和先仕后隐。如《平沙落雁》所表现的“逸士心胸”，虽身处隐逸之地，仍胸怀“鸿鹄之志”，应属于儒之隐和仕前隐。
然而真正的彻底隐逸并非易事。历史上像陶渊明、谢灵运那样的纯正逸士寥寥无几。大多数逸士或因世情所困，或因言获罪而最终归隐。他们表面上超脱，但内心或许从未真正平静。《平沙落雁》的曲中音和曲外意，便包含了对于怀才不遇、欲取功名者的激励，以及对因言获罪而退隐者的慰藉。
另一方面，《梅花三弄》则是以梅花为主题的音乐作品，反映了梅花在寒风中次第绽放的英姿、不曲不屈的个性和节节向上的气概。其历史典故源于东晋大将桓伊为狂士王徽之演奏梅花《三调》。桓伊和王徽之的不期相遇导致了《梅花三弄》的诞生。《梅花三弄》也是明清时期金陵十里秦淮河上歌舫流行的笛曲之一，几乎成了秦淮八艳等名妓们的必修科目。
无论是通过音乐还是生活实践，古代士人在追求隐逸的过程中，都展现出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丰富的个性特征。他们的经历、思想和情感都融入了这些故事和音乐中，成为后世传承的宝贵文化遗产。桨声灯影里，笛声悠扬，这一幕仿佛将人们带回到遥远的时代，成为当时的一大美景。秦淮河见证了太多的历史变迁，它孕育了众多人文景观，如“停艇听笛”、“邀笛步”等。
1972年，王建中将古曲《梅花三弄》巧妙地改编成钢琴曲。这首曲子的灵感来源于毛大大的词《卜算子·咏梅》。姜玉恒演唱的流行歌曲《梅花三弄》也深受人们喜爱。这首歌的歌词充满了情感和哲理，堪称佳作。
现代人在模仿古风时，往往缺少了古人的高格雅意。政治品格、男女之情的表达，虽形式相似，却难以再现古人的神韵。
说到震撼人心的历史人物，人们总会想到项羽。他的“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非凡气概，使他成为战神般的人物。作为暴秦的终结者，项羽创造了许多奇迹。他的巨鹿之战、彭城之战等战绩，都展现了他的胆识和气势。尽管勇猛无敌，项羽在政治上却缺乏智慧。他的残暴行为、赏罚不明以及缺乏政治联盟的建立，导致他的失败。
在楚汉相争的垓下之战中，项羽面对刘邦的联盟和强大的敌军，最终选择了悲壮的自杀。这一历史事件被后人改编成琵琶大套武曲《十面埋伏》和《霸王卸甲》，成为传世之作。
在这场决定性的战役中，项羽曾对刘邦提出决战的要求，希望以战斗的方式决定胜负。但刘邦选择了更聪明的做法，他利用政治手段和联盟来打败项羽。垓下之战中，汉军通过唱楚歌动摇楚军军心，最终使项羽陷入绝境。面对滔滔江水，项羽感叹命运已尽，最终选择自杀。
《十面埋伏》和《霸王卸甲》这两首琵琶曲，生动地描绘了这场历史战役的悲壮氛围和英雄气概。曲子一开始便是两军决战垓下，声动天地，瓦屋若飞坠。金声、鼓声、剑努声、人马辟易声此起彼伏，然后一阵沉寂。每一音符都仿佛诉说着英雄的哀愁与无奈，让人感受到历史的沧桑和岁月的无情。在历史的舞台上，英雄末路的项羽发出悲歌慷慨之声，身后伴随着哀怨的楚歌声。他的故事被演绎成琴曲《楚汉》，其中《十面埋伏》和《霸王卸甲》两个版本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情感表达。前者激昂激越，后者沉雄悲壮。杜牧和王安石的诗句也展现了两种不同的英雄史观，杜牧的诗表达了对于项羽的惋惜和假设，而王安石则从历史实际出发，给出了不同的观点。英雄豪杰的兴衰变迁，都在这些琴曲和诗歌中得到了深刻的描绘。
在琴曲《夕阳箫鼓》中，我们能感受到那首被后人誉为“孤篇冠全唐”的《春江花月夜》所营造的诗意氛围。尽管张若虚并不出名，但他的这首作品足以让他在天才辈出的盛唐时期占据一席之地。从春江到海潮，从江树到花林，张若虚用神奇的笔触描绘出一个静谧优美的世界，展现出人生和宇宙的哲理性思考。尽管在唐、宋到明代前期，各家诗评对这首诗关注较少，但从明代开始，它逐渐被认可并传颂至今。
在《十面埋伏》的激昂曲调中，我们不仅听到了胜利者的欢快号角，还感受到了失败者非凡的气概。这些琴曲和诗歌背后的故事和情感，都展现了人类对于英雄、历史、宇宙的深刻思考和感悟。无论是壮志凌云的英雄，还是那些流传千古的诗歌琴曲，都成为了我们人类文化宝库中的珍贵财富。这些故事和情感也跨越了时空的限制，成为了连接过去和现在、东方和西方的桥梁，让我们在欣赏的也思考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在历史的洪流中，我们总能找到那些令人瞩目的瞬间和作品，它们如同璀璨的明珠，镶嵌在时间的宝盒里。今天我们要探讨的这篇文章，主要围绕两个话题展开：一是关于唐朝诗人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二是关于古琴曲《渔樵问答》。这两个话题都承载了深厚的文化内涵和历史背景，让我们一同走进这个充满诗意和哲理的世界。
清末的王闿运在《王志·论唐诗诸家源流》中高度评价了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认为此诗继承了《西洲》格调，独树一帜，成为一代宗师。进入二十世纪以来，人们对这首诗的评价更是极高。闻一多在《唐诗杂论》中称其为打破了盛唐的路，为雄奇壮美的一代盛唐诗风的到来起到了重要的启承作用。张若虚的功绩无法估量，这首诗被誉为是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
《春江花月夜》是初唐向盛唐过渡的标志性诗作，它兼具体度初唐的气魄和盛唐的气象。博大、进取、宽容、唯美已经成为唐朝的一种时代气质。身处这一历史时期的张若虚，其作品中不自觉地流露出时代的脉象。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是中国历史上的盛世之一，而近年来，“盛世”一词频繁出现在各种媒体上。正如春节晚会上的大对联所提到的，“上下五千年，繁荣盛世庆今日”。但康乾盛世却无法与汉唐盛世相提并论。唐朝的盛世时期，中国领先世界其他国家。而清朝的康乾时代虽然在经济等方面有所成就，但国家发展水平已落后于世界。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康乾盛世时期的文化发展相对较为黯淡，与唐朝灿烂的文化相比显得较为落后。这不禁让人思考，《春江花月夜》背后的时代气质是如何形成的？又如何通过这首诗感受到唐朝的万千气象？
与此《渔樵问答》这首古琴曲也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它的主旨在于通过渔父和樵子的对话来消解古今兴亡等厚重话题。这种对话蕴含了丰富的哲理和玄理。《渔樵问答》与北宋一部奇书《渔樵问对》有一定的内在关联。邵雍在《渔樵问对》中通过樵子问、渔父答的方式，将天地、万物、人事、社会归于易理并诠释之。而在此之前，《庄子》和《楚辞》中已有关于渔父的故事，他们被视为道之化身或圣者。历史上最有名的“渔”的代表是东汉的严子陵，他拒绝高官厚禄，隐于垂钓之间，体现了对人生的另一种理解。
《春江花月夜》和《渔樵问答》都是对历史、文化、人生哲理的深刻思考和表达。它们让我们感受到时代的变迁、文化的传承以及人生的智慧。我们领略了古代文化的魅力，也思考了历史的进程和人性的深度。这样的文章让我们感受到生活的美好和丰富，也激发我们对未来的思考和探索。在秋江之上，一幅渔人独钓的胜景悠然展现。清代王士祯的《题秋江独钓图》举重若轻，仅用寥寥数笔便勾勒出了一幅引人入胜的画卷。画中那位渔夫身披蓑衣、头戴斗笠，一扁舟、一丈丝纶、一寸钩，高歌一曲，品酒一壶，一人独钓一江秋。他的形象在江面上跳跃，如同一首宁静悠扬的诗歌。
历史上不乏“樵”的代表，其中最为人们所熟知的便是汉武帝时的大臣朱买臣。朱买臣早年家境贫寒，常常上山打柴度日，但其妻子因无法忍受贫困而离开了他。有人说“樵”蕴含了禅意，这种解读引人深思。
在中国文化中，渔樵耕读一直被视为农耕社会的基本生活方式。民间的屏风上常画有四幅图，分别是渔图、樵图、耕图和读图。其中渔图和樵图分别描绘了严子陵和朱买臣的故事。渔樵耕读不仅代表了民间的基本生活方式，更体现了古代不同的价值取向。其中，渔为首要，樵次之。如果说耕读是面对现实的入世之理，那么渔樵则更像是超脱世俗的出世之玄。
《渔樵问答》一曲是几千年来文化的沉淀。在这悠扬的旋律中，尘世间的一切繁琐和沉重都烟消云散。《渔樵问答》中的对话内容充满了深刻的人生哲理。
不得不提的是琴歌《胡笳十八拍》。这首古曲由女流之辈的蔡琰所留，她不仅是一位通晓音律的天才，更是一位文学家。她留下了《东都赋》、《胡笳十八拍》、《悲愤诗》等杰作。其中，《胡笳十八拍》被郭沫若称赞为“一首自屈原《离骚》以来最值得欣赏的长篇抒情诗”。
蔡琰的一生十分悲惨。在战乱中，她曾被匈奴掳走并留在匈奴达十二年之久。这段经历被后人称为“文姬归汉”。她的才华和遭遇都让人深感震撼。在父亲的熏陶下，蔡琰自幼爱好音乐，并有较深的造诣。她的琴声如同滚滚的海涛，喷发的熔岩，是用整个灵魂吐诉出来的绝叫。
无论是王士祯的《题秋江独钓图》中的渔夫，还是历史上的朱买臣、蔡琰等人物，他们都各自展现了不同的生活境遇和人生哲理。他们的经历不仅令人感叹，更让人深思。蔡琰，这位命运多舛的女子，在历经家道中落、母子天各一方后，于乱世之中写下了感人至深的《胡笳十八拍》。她的生命历程充满坎坷，才情却丝毫不逊色于建安七子。
再嫁屯田都尉董祀后，董祀因事犯罪，蔡琰不顾尊严，赤足登门丞相府为丈夫求情。她言辞清晰、哀楚，感动了一众公卿名士，甚至曹操也被她的诚意所打动，追回判书，免去了董祀的罪。
蔡琰不仅才情出众，更是一位藏书家。早年继承的典籍在战乱中损失殆尽，但她凭借记忆，将大部分书籍重新整理出来，可见其学识之深厚。
蔡琰的一生并不平坦，她在匈奴生活了十二年，对汉、胡音乐有深入的研究。《胡笳十八拍》便是她根据胡笳的特点创作的乐曲，完美融合了汉、胡音乐，成为中外结合的经典之作。
南宋灭亡后，《胡笳十八拍》在遗民间迅速流传开来。那些心怀故国的诗人，通过这首曲子抒发了无尽的哀思。正如有人所说，这首曲子充满了“浩然之怨”，正是这种流传广泛的乐曲，激励着人们坚持到底，使种族和文化得以延续。
《汉宫秋月》是另一首充满故事性的古曲。虽然其历史不如《胡笳十八拍》悠久，但同样表达了古代宫女的幽怨悲愁。此曲可能与元杂剧《汉宫秋》有关，讲的是王昭君和亲出塞的故事。每一位宫女都心存梦想，期待获得皇帝的宠幸。而王昭君因画师毛延寿的点痣之计，长时间未能见皇帝真面目，她的命运与心情可想而知。
蔡琰和《汉宫秋月》都是历史的见证，是文化的传承。蔡琰的才情和经历使她留下了传世之作，而《汉宫秋月》则表达了一种情感与期望。在历史的洪流中，这些故事和人物都成为了我们宝贵的文化遗产。在历史的长河中，王昭君的故事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文化的瑰宝之中。当呼韩邪单于临辞之际，帝召五女以壮行色，其中昭君以其丰容靓饰，光明汉宫，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帝见之，惊其美，欲留之，但碍于局势，终允其往匈奴。这一切的背后，隐藏着昭君深深的内心矛盾与挣扎。
昭君入宫数载，青春岁月在孤寂中流逝，心中的悲怨可想而知。与其在宫中默默无闻，不如远赴异域寻找新的生活。和亲的消息传来，昭君果断自荐，这其中既有对未来的憧憬，也有对未知的期待。她明白自己将要踏上的土地是茫茫大漠和辽阔的草原，未来的生活充满了未知和挑战。正如李白所言，“汉家秦地月，流影照明妃；一上玉关道，天涯去不归。” 历史的传承中充满了对昭君的同情与理解，杜甫的“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便是其中的写照。
历史的真相往往隐藏在岁月的尘埃之中。昭君出塞时的心境，我们已无法得知。对她而言，这无疑是一次重大的人生选择。虽然政治联姻的背后隐藏着复杂的权力斗争，但昭君的选择也许并不复杂。她可能只是希望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幸福，而非肩负着“汉匈两族世代团结友好”的重任。这样的想法，或许更接近历史的真相吧。
昭君在匈奴的生活，虽然充满了挑战和困难，但也孕育了希望与新生。她生了两个儿子，与呼韩邪单于共同创造了新的生活。当呼韩邪单于去世后，其子欲娶昭君，这其中的胡俗与汉习的矛盾，让昭君难以接受。她上书求归，最终选择了坚守自己的信仰和尊严。这样的昭君，坚强而决绝，让人敬佩。
历史上的“昭君怨”，或许并非我们想象的那样。那些关于她的讹传和误解，或许正是我们对历史的过度解读。真实的昭君，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加复杂和立体。她的选择、她的坚持、她的勇气，都是值得我们尊重和学习的。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宫女之怨是一个永恒的话题。汉乐府中的《玉阶怨》，《昭君怨》，《昭君悲》等作品，都是对宫女命运的深刻描绘。这些作品背后，隐藏着无数宫女的悲苦和哀怨。也有一些宫女选择了勇敢地面对命运，元宵便是其中的一例。她的故事告诉我们，即使身处困境，也要勇敢地追求生活的希望和美好。
古琴十大名曲之一的《阳春白雪》，以其高亢的旋律和深刻的内涵赢得了人们的喜爱。这首曲子不仅仅是音乐的杰作，更是对人生境界的深刻描绘。“阳春白雪”背后的故事和典故，让我们看到了高雅与世俗的差距，也让我们看到了伟大超凡者的孤独与坚持。正如宋玉所言，“夫圣人瑰意琦行，超然独处。”这是对所有伟大超凡者的赞美与致敬。
无论是王昭君的故事还是《阳春白雪》的内涵，都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复杂与伟大。这些故事背后的历史真相或许永远无法完全揭示，但它们所传达的精神和价值观却是永恒的。它们让我们思考人生的意义和价值选择让我们更加珍惜和感恩现在的生活让我们勇敢地面对未来的挑战和希望。宋玉将自己比作阳春白雪的知音，指责那些不懂欣赏这首曲子的人，这似乎有些不近人情。他像是对郢人发出了批评，指责他们不熟悉阳春白雪这样的高雅曲目，这难道不是有些荒谬吗？沈括则进一步指出，阳春白雪典故中的一些细节在历史的长河中发生了误解和扭曲。比如，那些擅长歌唱的人都被泛称为“郢人”，而实际上，原文的真正含义是郢人不擅长歌唱。
阳春白雪这个典故揭示了审美和审美能力在人群之间的巨大差异。乐曲的艺术性越高，能够欣赏的人就越少。这种差异不仅与欣赏者的专业技能有关，还深受其个人主观情感的影响，因此很难得到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正如西晋葛洪在《广譬喻》中所言：“观听殊好，爱憎难同。”对于那些习惯于聆听桑间濮上之曲、欣赏下里巴人之声的人来说，阳春白雪和黄钟大吕的高雅艺术无疑是难以理解的。古今对比，这一点的差异并不显著。今天的音乐爱好者大多仍是以“入耳为佳，适心为快”作为他们的欣赏标准。
“雪唱与谁和，俗情多不通。”在这个多元化的世界里，“雪唱”和“俗情”并存。似乎任何音乐越通俗，它的受众就越多，这与今天流行歌曲演唱会票房收入最高的现象是一致的。虽然高雅艺术有其独特的价值，但在时间的沉淀下，它更显珍贵。
在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毛泽东试图将高雅艺术与通俗文化融合在一起。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就算你的是阳春白雪吧，如果群众还在唱下里巴人，那你不去提高它，只顾批评，那无论如何都是徒劳的。现在需要的是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的统一，是提高和普及的统一。”虽然统一的初衷是好的，但在特定的历史时期，阳春白雪却被当作批判的对象，下里巴人也成为了政治的附庸。
提及《阳春白雪》，人们往往会联想到清新流畅的旋律和活泼轻快的节奏。很多资料在解读古曲《阳春白雪》时，都强调其如何生动地描绘了冬去春来、大地复苏的景象。但实际上，阳春白雪的典故与琴曲《阳春白雪》之间相隔甚远，它们之间在音乐上并无直接关联。
更有意思的是，《阳春白雪》曲可能与元代的散曲有关。在杨朝英的著名元代散曲集《阳春白雪》中，收录了白仁甫的《驻马听》中有句“白雪阳春，一曲西风几断肠”。这说明在元代已有名为《阳春白雪》的曲子。至于这首令人心碎的《阳春白雪》曲如何在元代演变为今天轻快流畅的乐曲，其中的奥秘已非一般人所能理解。此处暂且留白，以供各位共同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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