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轰动全国的“六十一人叛徒案”平反经过

在历史巨轮翻滚的“文化大革命”时期，一场震撼国内外的重大错案发生了，那就是关于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同志的所谓“六十一人叛徒案”，又被称作“三六”大案。这些同志被误解、被污蔑为“叛徒”，其背后的故事，实则是在日寇势力侵犯华北的动荡年代，他们曾被迫在北平监狱签下“启事”，以此获得离开监狱的机会，投身抗日斗争。

随着历史的风云变幻，邓小平和等领导人的介入，这一事件逐渐浮出水面。魏敬民在《百年潮》上披露了此案的经过。

回溯到事件初期，康生为了打击刘少奇，将此事与刘少奇挂钩，将其作为重要罪证。康生甚至写信给毛泽东，附上当时的报纸影印件，试图证明这些同志的决定是的。毛泽东当时并未接受这一观点。此后，随着事件的发酵，涉及的人员开始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周恩来一直对此持有异议，并多次表明中央对这一问题有清晰的认知。

在北京的周恩来收到了一封来自中央西北局的急电，请求对南开大学的红卫兵揪斗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的行为进行制止。周恩来亲自批办，并向毛泽东解释这是中央已知的情况。他也提醒红卫兵们应谨慎对待历史问题。此后不久，陈伯达等人开始煽动学校的红卫兵对这些人的幸存者进行迫害。他们利用年轻人对历史真相的不了解，散布虚假信息，如声称安子文是叛党分子，刘少奇是他们的最大组织者等。康生等人更是利用这一事件煽风点火，试图扩大影响。

随着事件的恶化，中央在1967年发布了一份关于此事的初步调查报告。“文革”结束后，直到邓小平恢复了领导职务后，这个重大错案才逐渐被。与“六十一人”相关的申诉信经过邓小平和汪东兴的批示后终于引起了重视。决定将其作为彻底“三六”大案的突破口。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仍然面临重重阻力。最终经过多方努力和历史真相的澄清，“三六”大案终于得到了全面。这是一场对历史真相的坚守和抗争，也是对正义的执着追求和捍卫。汪东兴曾言，中央专案组的第一办公室和第三办公室，在文革初期便由党中央决策成立。华国锋同志和我们几人（包括汪东兴、纪登奎和吴德）直接负责。这两办公室的案件，都是经过毛主席亲自批准的。我们必须继续贯彻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关于“六十一人”的问题，是经过毛主席和党中央共同审议后才定案的，不可轻率翻案。彭德怀、陶铸等人的问题，亦不可随意翻查。第一办公室亦强调中组部不得为“六十一人”翻案。对此，并未多言。他嘱咐相关人员，为减少阻力，应秘密行事，审慎精细地进行调研，珍视每一份资料，争分夺秒，力求在三个月内完成复查，撰写结论，并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时予以公布。

中组部的同志们进行了深入调查，撰写了大量详实的调查报告，并据此起草了给中央的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复查报告。经过深入调查后，《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于1978年11月20日提交给中央。报告列举了大量事实后明确指出：“我们认为，‘文革’中提出的所谓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并不存在，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案件。”在1978年12月16日，即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前一天，中央发布了《中央同意中央组织部〈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的通知》，正式为这一案件。这一事件的历史记录，摘自《百年潮》2003年第1期，作者为魏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