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石器考古发掘方法再思考
在历史的长河中，考古学的每一次进步都标志着人类对过去的认识又深了一步。其中，1931年梁思永先生在后岗发现的“三叠层”，无疑成为了考古学史分期的重要标志之一。自此之后，我国的田野考古逐渐普及了一种新的方法：根据土质、土色的不同来区分堆积。这一变革，无疑为考古学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
后岗的发掘，摒弃了以往的水平层位发掘，开启了以文化层位为单位的新篇章。对于这一转变的深层原因，许多人将其归结为1921年安特生在仰韶村的发掘。那次发掘中，安特生因误用了来自地质学的水平层发掘方法，导致不同文化性质的遗物被混淆。而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按照文化层，也就是自然层进行发掘。这一转变被认为是考古地层学在我国确立的里程碑。
我们是否应该完全摒弃水平层发掘呢？实际上，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那样，选择水平层还是自然层发掘，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经验问题和技术传统问题。在不同的地区和时期，考古学家可能会根据具体情况选择不同的发掘方法。例如，在20世纪50年代，东南欧和西南亚的土丘遗址仍按照水平层发掘。在同一时期，处理晚期城市遗址时，美国有学者强调在没有明显分层的情况下，应按照主观设定的水平层进行发掘。苏联学者也认为，按照水平层揭露地层是最普遍的方法。甚至在今天，日本的考古发掘仍在实际操作中按照水平层进行揭露。两种方法的优劣并非绝对，其选择更多地取决于实际情况和考古工作者的经验。
回顾考古学史，我们会发现许多重要的发掘与研究案例。例如，1921年安特生在仰韶村的发掘和1926年李济在西阴村的发掘，都注意到了土质、土色的变化和文化堆积的不平衡性。从他们的记录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对地层的自然变化给予了高度重视。他们可能并未完全理解诸如灰坑等堆积的形成原因，无法准确识别出遗迹，也就是文化层被扰乱的迹象。这导致他们未能将灰坑内的堆积物与同一的堆积区分开，也未能认识到这种打破关系所体现的先后顺序。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不禁会产生一些疑问：是否应该简单地将水平层和自然层发掘对立起来，认为后者一定优于前者？这种看法是否恰当地概括了考古学史的发展？旧石器时代的考古为何多采用水平层发掘？这些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和。接下来，我们将结合一些在考古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发掘与研究案例，进行深入分析。在史前文化的初期，人们对遗址的认知尚显肤浅。那时，对于史前文化的了解近乎空白，缺乏通过发掘建立遗址编年的意识，也未能区分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在仰韶村遗址的发掘中，人们意识到该遗址包含了多个时期的遗存，这是一个重要的启示。由于缺乏方法论指导，当时的考古学家并未意识到遗物与基质之间的关联，以及自然层本身的年代学意义。在实践中，他们更倾向于依赖而非堆积本身的属性来识别遗物。即便在田野中识别出许多自然层，对于出土遗物的编号、记录以及整理研究，主要还是基于而非堆积特性。随着实践经验的积累，这些问题逐渐得到解决。
城子崖和梁思永主持的后岗发掘工作展示了处理遗迹现象的进步。尽管城子崖发掘仍视黑陶文化层为单一时期的文化，但在后岗发掘中，梁思永面临了三种已知的考古学文化——小屯、龙山和仰韶。处理这三种文化之间的相对关系成为一大挑战。虽然当时的田野工作是否按水平层或自然层进行尚无法确定，但从发掘报告中可以看出，城子崖是以一定的水平层厚度为单位进行遗物统计的。而后岗不仅按自然层统计遗物，还根据遗物特征将不同的自然层合并为三个大的文化层，这在运用地层学和类型学判断相对年代上无疑更进一步。因此可以说后岗三叠层的发现是一种方法论的革新推动的成果。但是问题在于自然层发掘并不必然是取得这一成果的关键所在。实际上可能恰恰相反——方法论革新在先指导田野实践在后按土质土色区分堆积而成。重要的是理解堆积中出现的这种变化的机制即堆积成因。至于按水平层还是自然层发掘或许并没有以往想象的那么重要。在安特生的发掘实践中发现按水平层发掘同样可以发现类似三叠层的规律。这一实践充分证明了方法论的革新才是考古学发展的真正驱动力所在而非单一的方法论或发掘技术就能保证发现成功与否。。历史证明了实践先行于理论只有不断实践才能真正推动考古学的进步和发展为我们揭开史前文化的神秘面纱提供更多有价值的发现和信息让我们对过去有更深入的了解和研究。早期的旧石器考古发掘，源自法国学者德日进与桑志华于1923年在宁夏的水洞沟与内蒙古的萨拉乌苏河的之旅。他们的详细报告在1928年发表，至今仍然被广泛关注，并最近出版了中译本。尽管报告简洁，未详述发掘过程，但其内容却值得我们深入。
这份报告的创新性在于其结构，它开创了新的研究模式，将研究内容分为三个部分：地层、古生物和考古学（石器研究）。在地层部分，报告详细描述了遗址所在区域的地质与地貌情况，并绘制了水洞沟盆地和萨拉乌苏河的综合地貌剖面图。也明确了各地点的详细剖面图以及文化遗物的埋藏位置。
在文字描述中，报告还特别提到了人类活动面，包括石制品、动物骨骼、灰烬堆、火塘的平面分布以及文化层的平面分布范围。这是旧石器考古中的重要遗迹现象，尽管未附图示人，却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信息。报告不仅关注了旧石器时代的遗存，还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遗物。研究者根据遗物上的基质推断其原生层位，有效识别了次生堆积。他们认为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的遗物分别属于不同的地质时期，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区别。与欧洲相比，这两个时期的地层是骤然更替的，中间缺乏过渡的文化层。
早期的考古学史更多地强调了这次发掘的意义，而对其方法却鲜有提及。但从这份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次发掘并非单纯的古生物发掘。发掘者不仅注意到了文化遗物在水平和垂直方向上的分布状况，而且对考古地层学的原理及其应用有着深刻的理解。他们在对比不同时代遗物时，也是以其地层关系为依据的。之所以能够得出正确的认识，除了这些遗址中的地层关系相对简单、文化内涵较为单一外，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基本理念与后来的仰韶村、西阴村的遗物整理有着本质的不同。我们不能仅仅因为它们采用了水平层发掘方法而将它们混为一谈。
其实，早在1921年，安特生和师丹斯基在发现周口店第一地点时，就已经注意到了一些可能的人工制品。早期的发掘工作主要侧重于古生物和古人类化石。直到1931年，在鸽子堂底部发掘时，发现了大量与古人类化石共存的石制品和烧骨，才推断这里可能是古人类的居住遗址。
从1932年开始，工作方法发生了转变，从单纯的古生物开掘转变为考古学的开掘方法。这一转变标志着中国旧石器考古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远古的考古中，对于地层与遗物的挖掘和记录方式，呈现出一系列富有的变革。首要的工作单位是探沟与方，其中探沟具有垂直发掘的特性，使人们在尚未大面积揭露时就能初步了解地层情况。每方的边长为3米，而在发掘山顶洞时，这一尺寸被精细地调整为1米，专人负责以确保不遗漏任何遗物。掘出的土壤会被分方筛拣，遗物则按日期和方号进行编号，也可由日期推算出来。
为了生动且详尽地记录发掘情况，绘图和摄影成为重要的辅助手段。发掘范围内的平剖面图以1∶50或1∶100的比例绘制，每深半米或一米就有一幅平面图，每隔两米则有一幅剖面图，以记录自然层。重要标本的位置经过精确测量后，会被标注在图上。每日还会对发掘区域拍摄记录照片，为全山则定期拍摄照片，以留下时光的痕迹。
关于水平层的确定，裴文中先生根据欧洲旧石器时代的经验，认识到在未必有一米厚的薄层中就可能存在不同的文化。在发掘山顶洞时，决定以半米为一层。而在第一地点的发掘中，由于地层粗糙、坚硬且石块众多，最终采用了深一米为一层面的工作方法。这样的改革使得自然层的垂直和水平变化记录更为系统、精确。
尽管有了这样的改进，但并不意味着之前的工作忽视了自然层或遗物的出土层位。实际上，早在1929年，德日进和杨钟健就完成了周口店地质和古生物的初步报告，为之后的地层划分奠定了基础。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发掘者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文化遗物的层位意义，特别是在人化石与石制品的共存关系中。
在旧石器考古中，水平层的应用并非为了取代自然层，而是为了更有效地管理和记录自然层及遗物位置。随着发掘方法的改进，遗迹和遗物的平面分布得到了更多的重视，水平层也得到了更精细的划分。这与新石器时代以后按自然层发掘优于水平层的认识有所不同。这些努力为后来的旧石器文化分期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从子、丑、寅三文化层的识别到每个石器工业特征的观察和归纳，都体现了对文化分期理念的明确和深化。二、差异原因之
自旧石器时代以来，国内考古工作中多采用水平层发掘的方式，这成为了与新时古发掘方法的一个显著区别。关于这种差异的产生，原因众多，且值得深入。
这种差异与遗址的堆积状况密切相关。陈星灿先生曾向贾兰坡先生请教关于周口店发掘方法的选择问题。贾兰坡认为，针对地层的具体情况应采取不同的对策。对于真正属于原生堆积的遗址，数量并不丰富，大多数地点的文化遗物都经历了自然营力的移动。在这种情况下，水平层发掘足以满足需求，重点在于搞清楚地层和遗物的位置。而对于原生堆积的遗址，则需要按照严格的考古方法来揭示古人类的生活面貌，这方面的工作尚待加强。
发掘方法的差异与研究目的和途径有关。陈全家先生指出，按地层发掘和按水平层发掘并无优劣之分。在旧石器考古中，对遗物所在基质的观察和记录并非按地层发掘的专利。新石器时代的研究以器物形态为重点，最小控制单位为检验标准，旨在通过考古学文化的构建来复原历史。而旧石器时代的研究则更注重石制品本身的特点，以单个石制品为最小控制单位，以石制品制作技术为线索，通过拼合、操作链和制作实验等手段，勾画工业传统和远古历史。
水平层发掘和按自然层发掘在旧石器考古中各有优势并长期并存。水平层发掘更适用于遗物经过自然营力移动的情况，而按自然层发掘则更能体现遗址的原始状态。在实际考古工作中，这两种方法常常被结合使用，根据遗址的具体情况选择最合适的发掘方法。
旧石器时古多采用水平层发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遗址堆积状况、研究目的和途径以及发掘方法各自的优势等。这些因素共同影响了考古工作的实践，使得水平层发掘成为旧石器时古的一种主要方法。经过深入研究和分析，关于旧石器时代的考古发掘方法，有以下见解。
随着测量的精细化和记录的详尽化，按水平层发掘的方法逐渐受到重视，被认为是未来考古发掘的主流方法。这种方法特别适用于在遗迹现象明显且地层呈坡状堆积的情况下，能够更直观地揭示地层的原始状态。
综合各方观点，笔者认为按水平层和按自然层发掘并非矛盾或互斥。之所以存在发掘方法的差异，主要是由以下几个因素导致的。
首先是自然层及其界面的性状。如果堆积单位本身呈水平或接近水平状态，那么按水平层发掘和按自然层发掘并无太大区别。如果堆积单位是倾斜的或有其他复杂形态，按水平层发掘可能难以保证遗存的共时性。这种情况在新石器以后的考古中更为普遍，而在旧石器时代相对较少。
其次是遗迹的特点。遗迹可根据剖面形态分为积累性和缩减性两种。积累性遗迹是在原有地面之上堆积或建构的，而缩减性遗迹则是向下挖破了原有地面。对于后者，按水平层发掘可能相对困难，容易将遗迹内的填充堆积与同一的其他堆积混淆。在旧石器时代，遗迹往往以积累性且厚度较薄的形态出现，因此发掘时对等时的、二维的面的把握非常重要。
堆积的时间尺度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地层与地质地层的差异较小，所追求的共时关系在时间尺度上较为宽松。这使得标准化石法可以自然推导出莫尔蒂耶的应用方式。新石器以后的地层学从地质学中借鉴过来则没有那么顺利。早期研究者对自然层的分期意义和共存关系重视不足，而新石器以后田野考古的实践表明人为形成的最小堆积单位和地质地层存在显著差异。对于旧石器考古而言，发掘方法的演进和选择需要根据遗址的实际情况进行灵活调整和应用。
旧石器时代的考古发掘是一个复杂而细致的过程，需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来选择合适的发掘方法。随着考古学的不断发展和进步，相信未来会有更多创新和突破性的发现，为我们揭示更多关于人类起源和发展的奥秘。古代遗址的奥秘：发掘方法的深层理解
在人类历史的漫长旅程中，古代遗址如同一本生动的历史书籍，记录着人类文明的点点滴滴。如何解读这些无言的“书籍”，就需要我们深入理解发掘方法的重要性。从短暂的时间跨度到复杂的埋藏性质，再到研究目标的变化，每一步都充满了挑战与发现。
时间跨度的研究是考古学的基石。时间分辨率的高低，直接关系到我们对古代文化的理解。在某些情况下，对最小堆积单位的细致把握至关重要。只有当堆积体达到一定厚度，且其内部没有土质和土色的变化时，我们才需要对其内部的遗存进行历时性变异观察，将堆积细化为若干水平层才是合理的选择。
接下来，我们要的是埋藏性质。这一研究可以揭示遗址堆积的动力过程以及堆积后的变化过程。对于异地埋藏和原地埋藏，我们需要采用不同的方法来分辨改造动力、纠偏和复原堆积的原状。特别是对于那些经过特殊处理的遗址，更需要采用先进的技术来提取丰富的空间信息。
地质营力对旧石器遗址的影响更为显著。在划分地层时，比起单纯的土质、土色差异，根据埋藏学和沉积学方法来弄清堆积的性质和成因更加重要。有些土色或包含物的变异是在后堆积过程中形成的，对于划分地层来说并没有实际意义。
研究目标也决定了发掘方法的选择。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旧石器考古研究的中心任务是构建文化发展的时空框架。而随着研究重点向全面复原远古人类发展史的转移，发掘方法也发生了变化。类似地，按土质、土色划分地层的做法之所以被强调，也与新石器至商周时期考古学研究的基本课题有关。
后岗三叠层的发现表明，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可以从地层上分开。而邹衡先生对郑州、小屯商文化的分期研究更是证明了同一考古学文化内部还可以再分期。这需要将地层学和类型学更有机地结合起来，特别是在发掘和遗物采集中对堆积进行更加精细的控制。从大的文化层到最小的堆积单位，每一步都充满了挑战与机遇。
三、评估一种考古发掘方法的优劣，关键在于其提取信息的丰富程度，以及能否尽可能还原发掘前的历史状态。在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掘之间，其实并没有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实际上，由于旧石器时代遗存中经常能发现人类活动的迹象，而新石器时代的堆积形成也受到了自然力量的影响，因此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之间是一个逐渐过渡的过程。这些特点决定了不同研究方向之间应当相互借鉴，取长补短。
在新石器考古学中，发掘人类行为活动迹象清晰的活动面已经成为一种成熟的方法。将这种方法应用于旧石器遗址时，根据土质、土色剥离出一个面来显然更加具有挑战性。尽管二者的原理是相通的，但在实际操作中需要根据其他迹象，如遗迹或重要遗物的底部、遗物间的拼合等，来重建和复原当时承载各种人类活动的地面。在揭露过程中，应尽可能保持完整性，不必过于拘泥于一个水平层的清理。
对旧石器发掘方法的来源和特点进行追溯，有助于我们理解其本质，并进一步指导实践。在选择发掘方法时，应根据发掘对象的特点和研究目的来决定。一些学者已经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①张忠培在《考古学史的几点认识》和《地层学与类型学的若干问题》中，详细了旧石器发掘方法的应用和发展。②陈星灿在《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中，也对此进行了深入的。
参考文献：
③a. 俞伟超的《关于考古地层学问题》一文，收录于《考古学文化论集》（一），由文物出版社出版于1987年。这篇文章是考古学研究的重要参考之一。
b. 在第二部分的第150、283页中，作者详细了考古遗址中的自然层与人为划定的水平层之间的关系。对于理解考古地层学中的复杂问题，这些页面提供了宝贵的见解。
④本文中提到的自然层是指考古遗址中由于人为或自然因素形成的地层单位，而不是指某些文化层之间的间歇层或完全不受人为影响的地层。这个概念在考古学中有着独特的地位，是解读古代文明的重要线索之一。
⑤第二部分的第151页进一步阐述了自然层的概念和重要性。读者可以在这一页找到对自然层更深入的理解和分析。
⑥戈登柴尔德所著的《历史的重建考古材料的阐释》一书，经方辉、方堃杨翻译，由上海三联书店于2008年出版。书中第50、51页对于考古材料的阐释提供了独到的见解，是理解考古学研究方法的重要参考。
⑦科林伦福儒和保罗巴恩编写的《考古学关键概念》，由陈胜前翻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于2012年出版。该书第247、248页对于考古学的核心概念和理论进行了深入，是了解考古学的重要途径。
⑧H.H.沃罗宁的著作《古代俄罗斯城市发掘方法中的若干问题》，由潘孟陶翻译，原文刊登在《考古》杂志1957年的第5期上。这篇文章对于古代俄罗斯城市的发掘方法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对于考古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⑨王晓阳的《中日田野考古之异》一文，发表在《文物报》2012年2月10日的第3版上。这篇文章比较了中日田野考古的差异，为读者提供了了解两国考古学研究方法的独特视角。
⑩在第二部分的第137～150页中，作者详细了考古地层学中的一系列问题，包括自然层和人为层的交互作用等复杂问题。这些页面提供了对考古地层学的全面理解，是深入研究这一领域的重要资源。
《城子崖山东历城县龙山镇之黑陶文化遗址》由李济等人撰写，于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于1934年面世。这本书如同一把钥匙，开启了我们对龙山文化的认识，让我们领略到了黑陶文化的独特魅力。
梁思永的《后岗发掘小记》和《小屯、龙山与仰韶》收录在其考古论文集中，为我们揭示了科学考古的魅力。他的研究如同明灯，指引我们古代文明的秘密。
《理论、方法与实践之间田野考古中对遗址堆积物研究的历史、现状与展望》作者是张弛，该书深入了田野考古的理论与实践，展现了考古学的深入研究和发展趋势。
安特生的《甘肃考古记》为我们揭示了甘肃地区丰富的古代文化遗存。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出版的这本书，让我们得以一窥古代文化的风采。
《的旧石器时代》一书由布勒等人著，李英华等译，为我们揭示了旧石器时代的面貌。这本书如同一扇窗，让我们看到了人类远古时代的生动景象。
裴文中的《周口店洞穴层采掘记》详细记录了周口店洞穴层的采掘过程，让我们感受到了考古发掘的艰辛与喜悦。地震出版社出版的这本书，让我们得以了解古代人类的生活环境。
贾兰坡和黄慰文的《周口店发掘记》则记录了周口店的发掘过程，为我们揭示了古代人类的生活面貌。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这本书，让我们感受到了考古学的魅力和古代人类的智慧。
(19)德日研究团队发现化石新纪元——Chou Kou Tien化石采集点的初步报告。这份报告由Teilhard de Chardin P和Young CC共同撰写，于地质学会通报中发布，时间为1929年。化石的发现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20)裴文中教授在他的科学论文集中发表了一篇重要论文，名为《周口店下更新统洞穴含人化石堆积中石英器和其他石器之发现》。这篇论文详细描述了周口店洞穴中的石英器和其他石器的发现情况。这些发现为我们揭示了早期人类的智慧和生活方式。论文详尽深入，令人印象深刻，并于1990年由科学出版社发表。
(21)Teilhard de Chardin P和裴文中联手研究了Choukoutien的Lithic产业，并详细描述了Sinanthropus沉积层中的石器文化。他们的研究报告详细阐述了子层（第4层）的结构和特点，其中包括至少三个石英层（a、b、c层）。这些层位富含明确的石制品，被其他自然层隔开。在《猿人石器研究》（裴文中、张森水著，科学出版社，1985年）一书中，这些层被称作甲、乙、丙文化带，为我们理解早期人类文化提供了宝贵的线索。
(22)在《猿人石器研究》的第18页中，裴文中和张森水进一步了早期人类的石器文化。这本书由科学出版社出版于1985年，为我们提供了关于早期人类文明的深刻见解。
(23)关于早期人类石器的更多信息，可以参考第二章注（129），了解更多关于早期人类文明的细节和背景。
(24)贾兰坡、黄慰文、卫奇合著的《三十六年来的旧石器考古》为我们呈现了旧石器时代的丰富面貌。这本书于文物出版社于1986年出版，是了解早期人类文明的重要参考书籍。
(25)陈全家和李有骞在他们的研究中详细描述了《大洞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方法述要》。他们的研究为我们理解旧石器时代提供了宝贵的视角，这篇论文被收录在《新果集庆祝林法先生七十华诞论文集》，并于2009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与此M.B.伏耶沃德斯基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方法》一文为我们提供了更为专业的视角。发表于《考古通讯》的这篇文章，以深入的和专业的分析向我们揭示了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方法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这篇文章都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参考。
黄慰文的《周口店北京直立人遗址》第223页，则从具体的遗址出发，为我们展示了旧石器考古发掘的实际操作过程。文物出版社于2007年出版的这本书，通过对周口店遗址的深入研究，向我们揭示了古代人类的生存状态和旧石器考古的重要性。王幼平的《石器研究旧石器时古方法初探》为我们提供了关于旧石器时古方法的系统研究。从石器的研究入手，作者详细了旧石器考古的方法及其演变过程。北京大学出版社于2006年出版的这本书，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和深入的见解。最后要提的是邹衡先生的两篇文章。他关于郑州新发现的殷商文化遗址以及殷墟文化分期的观点被广泛认可。这些文章不仅展现了古代文明的丰富面貌，也让我们对考古学的复杂性和有了更深的认识。以上这些研究成果，无疑都在推动我们对旧石器考古发掘方法的再思考。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奇事网频道，让我们一同古代文明的奥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