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十大文物盗窃案(15件典型案例公布！这伙人
最高人民法院、国家文物局以及中华司法研究会文物司法研究分会联合发布了15个依法保护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典型案例。这些案例旨在进一步提升文物执法办案能力水平，增强全社会的文物保护法治意识，共同构建新时代的文物保护法治屏障。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临萍介绍了这些案例的详细情况。这些案例覆盖了全国各经济区域，涉及了各类文物，涵盖了刑事、民事、行政三大诉讼案件类型。其中，一些案例突出了依法惩治各类文物犯罪的重要性，对于严重的文物犯罪行为，坚决予以重拳出击，形成有效的震慑。也关注到了一些上下游犯罪情形，坚持“全链条、全要素”的标准，依法打击盗掘、盗窃、销赃等环节的犯罪行为。
其中一起典型案例是关于焦某卫等14人的盗窃文物案件。这些被告人为了非法牟利，结成了盗窃、销售古建筑构件的犯罪团伙，在山西、河南、河北三省30余个县区进行了23次盗窃，窃得94件古建筑构件。这些被盗的古建筑大多属于元、明、清时期所建，且不同程度上受到了损坏。人民法院对焦某卫等13名被告人进行了审判，均认定为盗窃罪。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关强也介绍了近年来我国在文物保护方面取得的显著成果。各级人民法院和文物行政部门加强了协作，惩治了1.1万件文物犯罪案件，追缴了17万件涉案文物。我国还与24个国家签订了防止盗窃、盗掘和非法进出境文物的间协定，实现了32批次、1800余件（套）流失文物艺术品的回归。
在发布会上，最高法还详细列出了15个典型案例的名称和基本情况。这些案例不仅反映了我国文物保护工作的严峻形势，也展示了人民法院在保护文物和文化遗产方面所取得的成果。通过这些案例，我们可以深刻认识到文物保护工作的重要性，以及司法机关在保护文物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近日，山西省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了一项判决，涉及一起重大文物盗窃案。该案被定性为预谋作案、团伙作案，跨越地域作案，涉及人数众多，盗窃次数频繁，且采取了破坏性手段。被盗的是一般文物，但根据相关法律解释，这些文物应视为更高等级的三级文物。根据窃得文物的等级和数量，主要犯罪嫌疑人焦某卫等13人被判犯有盗窃罪，刑期从九年至六个月不等，并处罚金从5万元至5000元。被告人张某因收购盗窃文物而被控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判处六个月有期徒刑，并罚款5000元。所有非法所得已被没收，并追缴被盗文物，归还给原单位。
这起案件发生在山西，这里是中华文明和黄河文化的重要发源地，拥有全国最多的全国重点保护文物单位，打击文物犯罪、保护文物的任务十分艰巨。这起跨省域的团伙犯罪案件，被告人流窜作案，采用破坏性手段盗窃近百件古建筑构件，严重危害了文物安全和社会治安。法院在判决时严格遵循了司法解释的规定，既严厉打击了犯罪行为，又确保了法律的底线不被突破，确保了罪责刑的相适应。法院还明确要求追缴并返还文物，以最大程度地保障被盗文物单位的合法权益。
另外两起案件也涉及故意损毁文物。一起案件中，安徽省繁昌县的一家合作社在准备种植时损毁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皖南土墩墓群内的文物。尽管负责人鲁某与文物局签订了文物保护责任书，但依旧擅自使用挖掘机进行作业，导致文物严重破坏。鲁某和股东罗某才因此被判犯故意损毁文物罪，缓刑三年，并罚款1万元。另一起案件中，洛阳一家热力工程安装公司在施工过程中未注意保护汉魏洛阳故城遗址内的古墓葬，雇佣无资质的司机操作挖掘机造成了文物损毁。项目经理和工队负责人因此受到法律制裁。
这些案件体现了人民法院对打击文物犯罪的决心和成效。对于司法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具有示范意义。通过这些案例，也提醒广大公众提高文物保护意识和自觉性。【裁判结果】
在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的审理中，被告人张某杰和王某涛因过失损毁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物，造成严重后果，被认定为构成过失损毁文物罪。鉴于二被告人归案后能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并自愿认罪认罚，法院依法从轻处罚，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这一判决已正式生效。
此案例的典型意义在于，它是一起由过失损毁文物引发的刑事案件。汉魏洛阳故城作为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是汉魏时期对外交流的重要窗口和“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张某杰和王某涛在施工过程由于过失损毁了该保护范围内的古墓葬，造成了严重后果，因此依法应当承担刑事责任。此案展现了文物保护的重要性以及施工单位应承担的责任。
【基本案情】
另一方面，霍某程等11人涉及倒卖文物案也引起了广泛关注。自2019年至2020年，包括张某煜、马某全在内的多名被告人多次进入新疆罗布泊保护区，非法获取国家禁止经营的文物。霍某程则以出售为目的，从这些人手中收购了大量文物。经鉴定，这些文物中包括二级文物、三级文物以及大量国家禁止经营的其他文物。霍某程等人还利用互联网进行文物的出售。
【裁判结果】
哈密铁路运输法院审理认为，霍某程等11名被告人以牟利为目的，出售或者为出售而收购、运输、储存国家禁止的文物，均构成倒卖文物罪。根据案情，部分被告人倒卖的文物属于二级文物或者多件三级文物，属于情节特别严重；其余被告人倒卖三级文物则属于情节严重。考虑到部分被告人有自首或坦白情节，且均自愿签署了认罪认罚具结书，法院依法进行了判决。霍某程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5万元；其他被告人则被判处三年至六个月的有期徒刑，缓刑四年至一年，并处相应罚金。违法所得被追缴，扣押的文物也被没收。
【典型意义】
五、姚某忠等12人破坏古文化遗址、盗掘古墓葬并倒卖文物案
基本案情：
自2012年起，姚某忠集结刘某等11人，在辽宁和内蒙古多地展开一系列对古文化遗址和古墓葬的盗掘行动。他们针对的是夏家店上层文化墓葬、红山文化积石冢等具有重大历史价值的遗址。更令人震惊的是，其中三处位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牛河梁遗址保护区范围内。这些行为导致古文化遗址和古墓葬的历史风貌严重受损，大量一级文物如新石器时代的红山文化玉器被窃。
裁判结果：
辽宁省朝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定，姚某忠等人的行为构成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并因其劫取二级文物而构成劫罪。在共同犯罪中，姚某忠等7人为主犯，其余4人为从犯。姚某忠和李某宝还因倒卖国家禁止经营的文物而构成倒卖文物罪。根据各被告人的罪行和情节，法院依法判处姚某忠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其他被告人则根据参与程度被判处不等的有期徒刑和罚金。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了一审的判决。
典型意义：
本案揭示了盗掘古文化遗址和古墓葬以及倒卖文物的严重犯罪行为。特别是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作为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本案的判决显示了人民法院对文物犯罪的坚决打击和对文化遗产的坚决保护。廖某尚等3人盗掘古墓葬案
基本案情：
2021年，廖某尚、卢某和李某生伙同他人，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罗城仫佬族自治县的一处清代古墓群进行盗掘。他们使用金属探测仪和铁铲等工具，挖开一座具有历史价值的古墓，取出了瓦坛、木条等物品。这座古墓群对研究当地人口迁徙历史及民族融合等问题具有重要价值。
裁判结果：
广西壮族自治区罗城仫佬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一审认定，廖某尚等人的行为构成了盗掘古墓葬罪。在共同犯罪中，他们都是主犯。考虑到他们具有坦白情节、自愿认罪认罚、主动赔偿廖氏族人等情节，法院从轻处罚，分别判处他们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
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了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揭示了盗掘古墓葬的犯罪行为对当地历史和文化研究造成的严重影响。廖某尚等人的行为不仅破坏了古墓葬的历史风貌，也损害了当地的文化遗产。案件的判决彰显了人民法院对文物犯罪的坚决打击，以及对历史和文化研究的尊重和保护。以上两起案件都体现了人民法院对文物犯罪的零容忍态度，以及对维护文化遗产安全的决心和成效。孙某林等15人盗掘古墓葬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是一起涉及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的重大盗掘古墓葬案件。本案的判决体现了我国对于文物保护的坚定立场和严格法律制度。以下是对该案件的深入分析：
一、基本案情
自2016年至2017年，孙某林等15人经过事先策划，多次在青海省都兰县的热水墓群进行盗掘，涉及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都兰县热水墓群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夏尔雅玛可布遗址。他们盗得了大量文物，其中包括一级、二级、三级文物及一般文物，并将部分文物变卖获利。他们的盗掘行为还导致了古墓葬的破坏和安防工程的修复费用。
二、裁判结果
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孙某林等15名被告人的行为违反了国家文物管理制度，盗掘了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古墓葬，均构成盗掘古墓葬罪。法院依法对他们进行了判决，分别判处各被告人有期徒刑，并承担盗掘行为造成的修复费用和回填费用，以及开展救性发掘和搭建古墓保护棚产生的费用。这一判决体现了我国对于盗掘古墓葬行为的严厉打击，以及对文物保护的高度重视。
三、典型意义
本案具有重大的典型意义。本案涉及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显示了被告人对国家和历史文化遗产的极度不尊重。被告人的盗掘行为造成了巨大的文物损失和安全隐患，对历史文化的研究和保护造成了严重影响。本案的判决体现了我国对于文物保护的坚定立场和严格法律制度，对于引导公众正确认识受法律保护的古墓葬及其价值、营造共同保护社会氛围具有积极意义。
四、启示
本案给我们带来了深刻的启示。我们要增强文物保护意识，认识到文物是国家的历史文化遗产，是国家的宝贵财富。我们要遵守国家文物管理制度，不参与任何形式的盗掘、盗窃文物行为。我们要支持司法机关对于文物犯罪的严厉打击，共同营造保护文物的社会氛围。
针对多次盗掘古墓葬的犯罪行为，我国法律给予了严厉的打击。这些犯罪分子盗掘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盗窃珍贵文物，给国家和社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在审判过程中，对于从犯、自首、立功等情节的被告人，依法予以从轻、减轻处罚；对于累犯，则依法从重处罚。经过综合考量，这些犯罪分子被判处有期徒刑，刑期从十四年至六年不等，同时被处以罚款，金额从30万元至5万元不等。对于犯数罪的被告人，法律会进行并罚。作案工具如车辆等被依法没收，涉案文物被移交给都兰县文物行政部门。
本案涉及的是一起盗掘古墓葬的刑事案件。被盗的古墓葬位于青海省都兰县热水乡境内的热水墓群，其中渭一号大墓是重要的一座。这座大墓对研究唐代吐蕃历史文化、唐蕃关系以及民族交流融合等具有极高的价值。犯罪分子孙某林等人的盗掘行为严重破坏了古墓葬的结构和价值，严重损害了国家和社会的公共利益。法院在严惩这些犯罪行为的也贯彻了损害担责、全面赔偿的原则，合理认定了民事责任范围，并判决将所有文物移交给文物行政部门。这一案件体现了法院对重大文物犯罪的坚决打击和对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保护传承，激发了全体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自强。
另一方面，贵州省江口县人民检察院诉陈某平生态破坏民事公益诉讼案也引起了广泛关注。陈某平在梵净山景区刻划文物，造成了不可逆的损害。他在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梵净山金顶摩崖”处刻留字迹，对文物和景观价值造成了严重破坏。法院认为陈某平的行为破坏了梵净山的整体生态环境，依法应当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责任。法院还判决陈某平承担文物修复费用、勘察设计费以及生态环境损害惩罚性赔偿金，并在国家级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
这一案件是故意损毁文物引发的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陈某平的刻划行为不仅破坏了具有艺术价值的人文历史遗迹，也贬损了文物的艺术价值和科学研究价值，对景区的生态环境造成了破坏。法院坚持损害担责、全面赔偿的原则，实现了惩戒违法、赔偿损失与修复环境的协调统一。这一案件是人民法院推进文物古迹与生态环境一体保护和系统治理的生动实践，对于引导社会公众树立文明出行理念，营造生态文明建设新风尚，具有重要意义。
十、易县石料加工有限公司生态环境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案
背景介绍：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明长城-紫荆关段”见证了中华民族的辉煌历史。易县某石料加工有限公司的建设经营行为却破坏了这一宝贵文化遗产及其周边生态环境。经过多次行政处罚后，该公司仍未能整改。河北省保定市人民检察院遂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案情概述：石料公司的建筑及道路违法占用林地和长城文物保护范围，开采原料、破碎、筛分等行为导致大片林地裸露空化，对古长城遗迹以及周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损害。经鉴定，修复费用高昂且需要长时间才能恢复。法院认定石料公司的行为不仅损害了环境，更侵害了民族精神和民族感情。依法判决其立即停止侵害、拆除工厂并承担修复生态环境的责任。若无法完成修复工作，则需支付高额赔偿金。公司还需在国家级媒体上公开道歉并承担鉴定费用。这一判决体现了对生态环境的重视以及对破坏行为的严厉惩处。
十一、阳春村与东埔村民委员会诉奥斯卡·凡·奥沃雷姆等物权保护纠纷案
背景介绍：闽南地区的祖师信仰源远流长，供奉祖师肉身像是一种传统习俗。位于福建省大田县的普照堂及其所供奉的章公祖师像具有深厚的历史和文化价值，属于当地村集体所有。这尊珍贵的佛像在1995年被盗，至今未能破案。
案情概述：在追索过程中，村民发现荷兰居民奥斯卡·凡·奥沃雷姆在匈牙利展出的一尊中国宋代肉身佛像正是被盗的章公祖师像。两村村委会向奥斯卡主张返还未果后，向荷兰法院起诉也被驳回。于是，他们转向国内法院寻求帮助。经过法律程序，最终成功追回了被盗的章公祖师像。这一案例展示了跨国追索文物的复杂性以及法律手段的重要性。也提醒人们要更加重视文物保护工作，共同守护人类的文化遗产。
这两个案例都是关于生态环境保护与文物保护的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通过法律手段维护了公共利益和文化遗产的完整性。它们也提醒我们，每个人都应该积极参与到生态环境保护和文化传承中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和文化遗产。章公祖师像不仅仅是一件在荷兰展示异域特色的文物，更是其诞生地、保存地所承载的信仰重器，是当地众多信众的精神支柱。对于阳春村和东埔村的村民来说，章公祖师像不仅是他们集体所有的传世文物，更是法律赋予的受法律保护的所有权。从信仰的角度来看，章公祖师像作为祖师信仰的信物，应当归还给信众村民。再从文化财产的角度来看，作为人类遗骸的文化代表，章公祖师像应当回归其原始的文化氛围和故土环境。
当章公祖师像被偷盗并非法出口到国外时，阳春村委会和东埔村委会有权代表集体行使所有权，进行跨境追索。这一案例不仅是依法判决奥斯卡返还章公祖师肉身佛像的实例，更是民间通过国内民事诉讼追索流失海外文物的开创性案例。这一案例在探索涉外文物司法裁判规则、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方面都具有示范意义。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了原判，这一判决宣示了我国文物法律的域外适用，明确流失海外文物适用被盗时文物所在地法，有力维护了文物流出国利益。该案例也彰显了我国坚定维护文化财产国际条约的立场，充分尊重文化财产条约的精神，对国内法作出与国际条约目的和宗旨相符的解释。该案例还为阻断我国文物海外流失提供了司法支撑，为当事人通过民事诉讼途径追索海外文物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支撑。
再来看北京宣房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诉吕某霞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位于北京市西城区达智桥胡同12号的案涉公房坐落于明代名臣杨继盛故居内，具有独特的历史文化价值。宣房公司作为公有住房的经营管理单位，在依法履行文物保护职责的过程中，依据公函制定了腾退安置方案。由于双方未能就腾退协议达成一致，宣房公司依法要求解除合同并保障吕某霞的合法居住利益。法院在审理过程中严格公正司法，正确适用法律，实现了保护文物与保障权益、法治力量与司法温度的有机统一。该案彰显了法院依法服务大局、维护首都核心区古都风貌保护的使命担当，为加强不可移动文物集群司法保护及类似案件办理提供了参考样本。
这两个案例都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法律的力量与温度的结合，展现了我国在文物保护方面的决心和行动。无论是文物的追索还是房屋租赁合同纠纷的处理，都需要我们在尊重法律的充分考虑到文物的特殊价值和意义，以及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十三、刘某庆等四人与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物权纠纷案纪实
在革命老区瑞金，一起关于物权的纠纷引发了广泛关注。这场纠纷的背后，是一段关于红色历史、革命文物和民众情感的故事。
回溯到1929年，红四主力在大柏地与展开激战，战斗的痕迹至今仍在村前的墙壁上留下深深的弹洞。著名的诗人毛泽东在《菩萨蛮·大柏地》一词中回忆道：“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这段历史被铭记在时间的洪流中。
进入土地改革时期，瑞金县将包括这些弹洞在内的战场遗址财产分配给当地的民众。刘某仁一家被分配到了“弹洞前村壁”的两间房屋（简称“弹洞”两房）。这一分配得到了官方的认可，1953年的《土地房产所有证》上明确记录了这一事实。随后的岁月里，“弹洞”两房成为了历史的见证，也是当地民众心中的一段记忆。
时光流转，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开始对接手这段历史遗址的维护与管理。他们也对此进行了细致的局部维修，让这段红色记忆得以延续。随着时间的推移，关于这段历史的记载出现了一些细微的偏差。刘某庆及其家族成员得知后，感到自己的权益受到了损害，决定站出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他们不仅仅是追求物质上的所有权，更是追求历史的真相与公正。
他们向瑞金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归还“弹洞”两房的权益。在庭审中，他们提出了一个诉求：将关于遗址记载的“刘某泮私宅”更正为他们的名字。法院经过审理后认为，“弹洞”两房作为革命文物，承载着党的光荣历史，是重点保护的对象。对于这段历史的记载确实存在错误，应当予以更正。法院判决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更改碑文中的住户名称。这一判决不仅是对历史的修正，更是对民众情感的尊重和对红色文化的保护。
这起案件不仅是关于物权的纠纷，更是关于红色文化传承与保护的探讨。它提醒我们，每一个历史细节都承载着丰富的内涵和民众的情感，应当被尊重和保护。这也展现了法院在处理涉及红色文物保护案件时的严谨态度和对历史责任的担当。十四、吉林省靖宇县人民检察院诉靖宇县退役人事务局不履行法定职责行政公益诉讼案纪实
靖宇县是东北地区的一颗红色明珠，这里曾是杨靖宇将军英勇抗战的地方。如今，这里的一处纪念地却引发了一场行政公益诉讼。
杨靖宇将军的殉国地位于靖宇县境内，是国家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省级重点烈士纪念保护单位。近年来这里却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现象。在纪念地内出现了游乐园、烧烤屋等经营活动，这不仅影响了对杨靖宇将军英勇事迹的纪念和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活动氛围，也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靖宇县人民检察院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发现了这一问题，并发出检察建议，要求靖宇县退役人事务局履行保护管理职责。退役人事务局并未按要求履行职责，于是靖宇县人民检察院决定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
案件审理过程中，经过法院的介入和相关部门的积极整改，案涉娱乐设施全部拆除，公共利益得到了有效保护。靖宇县人民检察院在看到整改效果后决定撤回起诉。这一案件的圆满解决不仅展现了有关部门的积极配合和法院的高效处理，更是对红色文化传承和保护的重视与尊重。
这起案件提醒我们，革命文物和纪念场所是承载历史和文化的重要载体，应当得到妥善的保护和管理。任何损害这些场所的行为都是对历史的亵渎和对民族情感的伤害。通过这起案件的处理，我们也看到了法律对红色文化传承与保护的坚定立场和决心。人民法院秉持多元共治和源头治理的理念，依法延伸审判职能，与检察机关、行政主管部门紧密协作，共同监督整改情况，形成文物保护的合力，确保问题得到及时妥善解决。近期审理的一起案件，充分展示了法院对于维护英雄烈士荣誉与尊严的决心，同时也积累了加强革命文物和红色文化遗产司法保护的宝贵经验。
在西安，一起建材有限公司在秦始皇陵保护范围内擅自建设引发的行政处罚案件，引起了广泛关注。该公司自2014年起，在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秦始皇陵的保护范围内，未经批准擅自施工建设预拌混凝土扩建项目。此举对秦始皇陵的文物安全和历史风貌造成了严重影响，破坏了文物的真实性和完整性。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文化和旅游体育局在接到线索后，依法展开调查，并作出责令拆除违法建筑并处罚款的决定。
该案经过西安铁路运输法院的审理，认为文物保护法明确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批准，不得在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内进行建设工程或其他作业。被告建材公司的行为违反了文物保护法规定，临潼文旅局的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法院最终判决驳回建材公司的诉讼请求，并维持了西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的二审判决。
这起案件的成功处理，充分展现了人民法院、文物行政部门、文物单位及各行政部门多元联动、依法履职、各尽其责的工作机制。秦始皇陵作为我国的历史文化遗产，其保护工作具有重要意义。对于任何破坏文物安全的行为，都必须依法追究责任。该案从线索发现到司法裁判的整个过程，形成了打击违法、保护文物的有效合力，为共建新时代的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法治屏障树立了成功范例。
这起案件的审理不仅有效地维护了英雄烈士的荣誉与尊严，也促进了有关行政机关依法全面履行职责，对于推动英雄烈士纪念设施的保护、传承与合理利用，具有示范意义和导向价值。也提醒我们每一个人，保护文物就是保护历史，保护我们的文化根基。